（一）杂技的起源
杂技缘何会发源于与吴桥？吴桥缘何会有这么普及的杂技活动？溯本求源，刨根问底，较起真来，这还真是个一下子没法说清的迷。
杂技的起源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更具体的说，杂技应该是世上最古老的艺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看看杂技的定义就可以说清。杂技是什么？杂技就是各种技能的表演。人们在生产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要掌握或者说学会各种各样的技能，比如狩猎中的投掷，采摘中的攀爬，这些活动是人类生存之必须，是最早掌握的活动，它毫无疑问地要早于语言、舞蹈、音乐等等非生存必须活动。这些活动还不是杂技，可它和杂技的界线却很简单。如果这些活动只限于生产生活，只限于生存这必须，那它只还是一种能力，一种生存的能力，这应当与艺术是无观紧要的。但是，一旦有某一个人的能力比较高（这是很自然的和必然的事），有一天，他突然有了某种兴致，产生了一种愿望，他把他的技能展示了一下，不是为了收获，而是很简单地展示给众人看；或者说众人想看他演示一下他的技能，他同意了，在众人的要求下演示了一番。那么，这种活动的性质就变了，能力展示变成了艺术表演，那么人类活动的第一个艺术——最古老的杂技，就这样隆重地诞生了。虽然这只是一种推理，看来也非常简单，可是大家想一想，道理难道不是这样吗？有很多时候，真理就是那么简单！
当然，这时的杂技还处在最基本的，最原始的形式中，换句话说，这时的杂技还不能称为一种艺术，只能说是一种含有杂技性质的活动。但是这却不能让我们否认，伴随着人类活动的杂技艺术的诞生！
基于这一点，杂技是不是诞生在吴桥这个并不是人类最早活动的区域呢?答案也就不那么肯定了。那么，人们通常公认的吴桥是杂技发祥地之一，是不是也就成了无根据之言了呢？其实也不尽然。
据《史记》、《汉书》记载：古冀州一带，当时流行一种人们戴着有角的面具，互相比武、斗力的游戏，民间称之为“蚩尤戏”，蚩尤戏是古代杂技的雏形。南北朝时期任 在《述异记》中记载：“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这种活动，既是表演又是竞技，汉朝时改称“角抵戏”，近于现代的比武、摔跤，它奠定了古代杂技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流行，那就是说，这些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而且是在较大的区域内长期活动，否则也就不可能保持长久的流行。吴桥属古冀州，当在“蚩尤戏”流行的区域内，这应当是个不争的事实。可是，诺大的古冀州，为什么杂技最后会落脚于偏居一隅的吴桥呢，为什么会在这生根开花呢？这不能不说是个迷。
仔细分析一下，想来也有另外一层道理，比如现今，一些传统的东西，保存得较好的，都是在相对偏远的地域，因为这些地方较少地受到新的流行的冲击。
同样的原因，正是吴桥相对于古冀州处于较偏远的地域，杂技活动在流传到这儿以后，便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并一直成为当地人群的一种喜好。只可惜，在吴桥，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是欠缺的，吴桥杂技起源，目前来说，也只是一些间接证明。
杂技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可历史上并不称为杂技。古代，舞与戏是融合在一起的，统称百戏。艺术的发展，使各种艺术逐渐多样化，专业化。汉代刘向在《列女传》中称之为“奇伟之戏”。张衡在《西京赋》中称之为“角抵之妙戏”。魔术则被称为幻术。
“杂技”一词的出现和使用才不过几十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定名。
吴桥籍老艺人张华是中国杂技团建团时的元老，他说：“过去没有杂技这个词，老百姓叫‘耍把戏的’，艺人自称是‘出生意的’、是‘生意人’，书上写的有各种各样。”在实际调查中也真是如此。在吴桥文物保护管理年收集到的一些杂技文物就有这种情形。在当年艺人使用的护照中，职业一栏里填写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固定的名称，如老艺人孙义连民国十九年（1930年）使用的护照，填的是“武术艺员”，而孙盛民国十七年的护照填的是“文武技员”，同样是孙盛，民国十八年的护照填的是“伶人”。而杂技在民间多被称为“技术”，吴桥县民国年间编撰《吴桥志料》中，对杂技一行也用的是“技术”一词。范洪训将他的杂技团起名：“范洪训文武技术团”，郭振江给自己的团体起名：“天海曲艺技术团”，张金发的团起名：“铁金刚武技团”。 是因其团内节目中有“飞刀”、“飞斧”等武术节目。一些有马戏表演的团体则称为马戏团。孙福有的杂技团原先叫“孙家班”，后来发展了改名“中华国术马戏团”。野竹李村的刘国栋的杂技团名为“同乐武术马戏团”。
在台湾，吴桥籍艺人张连起给他的杂技团起名是“金龙特技团”。用的是“特技”之名。
吴桥历史上，更多的杂技团体是不称具体名称，如“张家班”、“李家班”等。
吴桥民间艺人则根据技艺不同分别称渭：技巧类为“把戏”（行话称为“签子”），魔术类称为“戏法”（行话称为“粒子”），武术类称“把戏”（行活称“挂子”）。
“杂技”一词使用起于1950年。
张华说：“这事是在杂技行里传说的，1950年，由北京市文艺工作委员会协助，组建中华杂技团，赴苏联参加中苏友好活动，当时中国组建杂技团时考虑如派京剧去，苏联人看不懂，歌舞水平太低，最后选中了杂技，在定名问题上，是周恩来总理拍的板，周总理认为其技很杂，各式各样，定为‘杂技’为妥，并将该团命名为‘中华杂技团’，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国访问演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杂技团，也是第一次代表新中国出国的团体，从苏联回来后，改名‘中国杂技团’，‘杂技’一词也由此通用。”
（二）杂技生存的土壤
任何东西的生存，都需要有关一个适合它的环境，就好比人类需要有一个家园，庄稼需要一片好的土地一样。
大多数的艺术种类都是生存于较富庶的地带。杂技却不一样，杂技的活动方式是很特别的，宋代以前，杂技在民间如何生存，我们无从知道，没有记载，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记载方式是从一些汉代石造像上，那都是在为王公大臣演出的记载，是宫廷化了的杂技表演。
民间的杂技活动，宋代始有记载。
《梦梁录》记载：
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
又南宋《都城记事》里记载：
……如执政府墙下空地，诸色路歧人在此做场。
《武林旧事》也曾记载在西湖边的艺人卖艺情形：
至于吹弹、舞拍、杂剧、杂扮、撮弄、胜花、泥丸、鼓板、投壶、花弹、蹴鞠、分茶、弄水、踏混木、搜金、杂艺、散耍、讴唱、息器、教水族飞禽、水傀儡、鬻水道场、烟火、起轮、走线、流星、水瀑、风筝，不可指数。
……
在中国杂技发展史上，也证实了自宋代起，杂技才大量的回归民间。
1、吴桥的地理环境
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东以漳卫新河为界，与山东省宁津县相邻；西面就是大运河。
吴桥县境东西宽２２公里，南北长３４公里，总面积为５８３平方公里，现有人口２8万人。吴桥地处华北冲积平原，黄河故道。县域经济以农业为主，耕地为５９万亩。本县地扼交通要道，京沪铁路和京福公路及京沪高速公路从县境西部并行通过，桑宁公路横贯全县，交通十分便利。
尧之世，大禹疏九河，导洪水入东海，定九州（即冀、徐、兖、青、扬、荆、豫、梁、雍）。吴桥古时属冀州之地。冀为九州之冠，含有希望的意思，乱了希望治，弱了希望强，所以称为冀州，这里东临涛涛渤海，西依巍巍太行，南抵滚滚黄河，北倚幽幽燕山，是古时中原要地。
吴桥杂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角抵戏”和其他劳动、运动及游戏形式的进一步发展、演变，便形成了汉代技艺多样，内容丰富的“百戏”。
吴桥位于古冀州东部，“角抵戏”首先从这里出现并流行，因此，吴桥是中国最早的杂技发祥地之一。
吴桥是黄河故道下游，属退海地带，地势低洼。同样的地理条件的还有沧州的各县、衡水和山东的德州地区各县。吴桥属华北断陷黄骅凹陷南部，地质上称吴桥凹陷区，地势南高北低，稍向东北倾斜。县境西南临沟盘河，西有运河，东有四女寺碱河纵贯县境，境内还有沙河、龙王河，河流纵横。“每遇秋涝，汪洋无际”（县志语），县志记载：
去年辛苦事西畴，水旱萦心望有秋。
城南赤地城北涝，多少迁移在外州。
……
远近村村林树密，人稠土瘠更难堪。
……
吴桥的地理条件很差，这里的人们生存得很艰难。
吴桥的土地是较贫瘠的，土地的收成没有保障，使得吴桥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性减弱，在地质上是吴桥凹陷区，地势南高北低，稍向东北倾斜。吴桥的这种地理状况恰巧同吴桥杂技艺人的分布情况相吻合，即越是东北方向的地域，艺人分布越多，这与东北方向地域易涝且多盐碱有关。
转而去求取其他方式，以为生存之计。春冬两闲时外出卖艺，打跟头、耍刀枪、变戏法、玩猴子、驯巴狗，游走奔波，糊口营生。这就是吴桥人学、演“杂技”的社会背景。同时，吴桥艺人在卖“口儿”（口儿：艺人在表演时，配场所说的话）中，经常说唱这样一段锣歌也表达了此种情形：
天苍苍，地茫茫，蝗遮日，碱荒荒，
蛇蝎豺狼齐当道，财主狗官连裤裆，
天地之间无所求，无所求，拜吕祖，
学套把戏走江湖。
吴桥杂技兴盛的原因，在调查中曾经做为一个重要内容进行，绝大多数的艺人对此问题都回答不出，老艺人刘国彬说：“这个地方兴这个。”有的艺人说：“因为穷。”绰号“鬼手”的王保合说：
过去吴桥这地方是个穷地方，十年九淹，很多人吃不上、穿不上，说
是出生意，其实就是要饭，说出生意好听点，一家人好几口，大人孩子，挑
着挑子，小孩子扛着刀枪把子，出门就走，走一路，耍一路，挣下钱捎回来，
挣不下钱起码省下家里的口粮，小孩们会啥，会个‘板凳面’（即下腰表演），
会打个跟斗就出门。”
张国顺老人说：“吴桥这地就洇这个，看人家干，有些人不用学，洇也就洇个差不离，小孩子们更是这样。主要还是因为穷，干这个，不管好歹都能挣口饭吃，特别是灾荒年景，会点这个就饿不死人。”
穷，是众多吴桥人认为促使他们最终参与到杂技艺人行列的主要原因，著名的杂技大师孙福有（1983－1945）曾被法国“明日与未来”杂技节主席莫克莱尔誉为“世界近代马戏之父”，其早年走入艺人行列据他自己跟人叙述的原因就是家贫。孙福有幼年丧父，母亲带他艰难度日，从小看村里人习练杂技，便自己也学，无人为师，便依样学习，他自己在麦秸垛上练翻跟斗，后来看见人们练“马叉”，觉得“马叉”易学，就自己练“马叉”。一次，母亲让他去买餜子，买了五根，他偷吃了两根，母亲使用擀面杖追着打他，孙福有一跺脚，离家出走，随一个杂技小班出外卖艺。在卖艺过程中学习、发展，后来组建了中国第一大马戏团。著名杂技班“北京班”的领班人史德俊，幼年时，父亲将他和他弟弟送去学艺，只为家里少两张嘴。史德俊兄弟二人被师傅带往欧州，为师傅卖艺十余年之久，他的弟弟因演出劳累病死在意大利。
吴桥县共和三团团长陈基荣，当年在引导孩子们学艺时，买了猪肉粉条做了一顿好吃的饭菜，让孩子们吃了个饱，然后问孩子们：“这饭好吃不好吃？”孩子们回答：“好吃！”“肉香不香？”“香！”“还想不想吃？”“想吃！”陈基荣把孩子们的兴趣逗起来：“要想以后吃好饭、吃猪肉饨粉条，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学出生意挣钱，天天吃粉条猪肉，咱学不学？”孩子们异口同声：“学！”
从这些人的经历，可以了解到吴桥人在贫困的生活环境中，把从事杂技行当做为改善他们生活境地的主要道路，艺人边玉明的父母疼惜子女，本不愿边玉明去跟人学艺，因师傅可以给付二百块大洋的安家费，边玉明的父母可以用这二百块大洋购置些田产，可以送边玉明的弟弟去读书，而同意边玉明去跟人学艺。大部分农民家庭或为了减缓生存中的口粮压力，或为了摆脱贫穷生活，或为了当一个“有钱人”学习杂技，加入了艺人行列，使得吴桥的艺人队伍得以发展，这应是吴桥杂技兴起的主要原因。
在对吴桥杂技艺人进行田野调查的材料进行分析得知，吴桥杂技艺人虽然是几乎每村都有，但在某些区域内却是相对密集，基本上是围绕着黄镇周围的数十里地的区域内，再远一些的地域也有，相对来说是较少了。黄镇往西、往南、往北皆吴桥属地，往东是宁津地域。所以，吴桥杂技的地缘应包括宁津县、东光县等地的一些地区，据县志记载，吴桥地处的地理状况属华北断陷黄骅坳陷带南部，地质上称吴桥坳陷区，地势南高北低，稍向东北倾斜。吴桥的这种地理状况恰巧同吴桥杂技艺人分布情况相吻合，即越是东北方向的地域，艺人分布越多，相对于西部县份的景县及县域的西南部，则艺人相对而言少得多。这应该与东北方向地域土地易涝，且多盐碱地有关。调查中收集到的一首杂技锣歌，对此种情形有所记载：
天苍苍、地茫茫，
蝗遮日，碱荒荒。
蛇蝎豺狼齐当道，
财主狗官连裤裆。
天地之间无所求，
无所求，拜吕祖。
学套把戏走江湖。
在艺人集中的区域内，还有一些村子艺人更为集中，如南北八寨；尤、姚、郜、范（尤庄村、姚庄村、郜庄村、范屯村）等，在杂技界都是知名度很高的艺人集中区域。艺人范洪训说：“当年（1938－1952）在印度等南洋国家出生意，都知道有个范屯，就有那印度艺人问我：‘你们范屯多大，怎么有这么多的人出生意’。吴桥出生意的多，范屯人出生意的多，可能还有冒牌的。”这些村子都相对较集中，如南北八寨、尤姚郜范几乎同一个村子一般，调查中，刁登云说：“这些村子连得近，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多，一串辍，那些不会的也跟上来了，出生意这东西，有打小练的，有半路出家的，技艺有高低吧，但是学一点就可以跟着人出去呼噜。”可以这么说，杂技的地缘关系是跟群体中的亲缘关系相联系的。
2、吴桥的人文环境
据县志记载：吴桥“人性质厚……气勇尚义，好为强伎，习于战斗”。“有击筑、吹竽等燕赵之风”，“多慷慨悲歌之士”。
由此可见，吴桥人民向来具有勇敢勤劳，行侠好义，擅长武术的传统，并有逞强好胜不甘落后的性格，又喜爱音乐，素有“击筑”、“吹竽”之风，所以吴桥人热爱杂技也就不足为奇了。
吴桥杂技在这形成之后，就与这里的民风，人文环境紧密相关，为了生存之计，也为了保存好自己从祖上传下来的这种生存技能，他们摒弃了传统的观念。这一点很重要，能够不受传统观念束缚，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传统社会所形成的社会层次理念，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生中所摆脱不掉的心理枷锁。人们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同，渴望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多少人一生为此努力，耗尽心血。而吴桥杂技艺人能做到安于此业，乐于此业，特别是一些已经成了名，发了财的艺人，仍然对杂技的不离不弃，他们对杂技的情感，杂技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已经足以抗拒传统观念，实属不易。
3、杂技的种子
这是个最大的迷，也许是个解不开的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了，再好的土地，如果不播下种子，是不会有什么收成的。杂技在吴桥生根开化，而且是硕果累累，可是最初种子来自何处？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落在吴桥？这一连串的疑问就形成了一个迷，这个迷，也就是吴桥杂技起源之迷。
我们只有根据现有的发现，去论证历史。在人类学研究领域里，有这样一种方法，就是记录当事人的叙说和民间传说作为事物起源的间接证据。这里，我们也不妨辑录几段于此：
艺人吴金山曾经叙述了一个杂技来源的传说 ：
传说在黄帝时代，黄帝带兵在古冀州一带与蚩尤相斗，黄帝派了一个传令
兵去传令，传令兵遇风雪迷失了方向，没有完成使命，传令兵误了使命，回去要
砍头的，便远走高飞另寻生路，传令兵在逃生路上乞讨很艰难，便以自身武艺为
资进行表演，以此吸引人们来观看再行乞讨。艺人们进行练功和卖艺时师傅都要
求空腹，据说就是从这来的。
黄帝因派去的传令兵没有完成任务，战斗打了败仗，便大发雷霆之怒，派人
去抓传令兵。派出去的人抓不着传令兵，也不敢回来，也慢慢地走了这个道。人
们从打拳、翻跟斗开始，越玩越精，最后成了一种专门的活路。
艺人刘广起在叙述他所表演的节目“中幡”兴起的年代时，则一口咬定是唐朝，他说了一段锣歌为佐证：
耍罢一番又一番
唐朝有个花碧莲
午朝门外跑过马
金銮宝殿上刀山
男的耍起大中幡
女的就把腰来弯
皇帝一看心欢喜
宝殿之上要封官
讨他高官他不作
留下这刀山解马万古流传
刘广起说：“我们没有文化，这锣歌子是老人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为什么说唐朝不说别的朝代。”
在田野调查中，艺人们大多都能上朔三代或四代人从事过杂技演出活动。艺人们的习惯称谓是“出生意”。少量的是拜师学艺或跟亲属学艺，在姚庄做调查时，老艺人蔡纯领（84岁）说：“小时候村里出生意的人很多，早早晚晚的时候，地里、庭院里净是练功的，一到农闲的时候拖儿带女的几乎都走了，全村走的剩不下几个人。大多数的人图的省点口粮，也不论技艺好坏，其实就是要饭。”
吴桥地域内，见于记载杂技的史料不多，在1958年吴桥小马厂村发掘了一座南北朝时期的古墓，在古墓中发现了绘有杂技表演图案的壁画，是这一地域杂技起源的一个证明。另据光绪版《吴桥县志》载，明代万历年间的吏部尚书范景文（吴桥籍人）回乡探亲时观看马戏表演写了一篇《游南园记》。
¨¨¨此中闻有祭风台，盍往观之，御骑以往，至则数健儿在焉，见所乘
马翘腾不胜气作，命取驰骤道上。于是人马相得，据鞍生风，蹄蹴电飞，着眼
俱失，急于雾中细辨之。见马上起舞，或翻或卧，或折或踞、或坐或欹、或抱
或脱、或跃或立、或顿而侧、时手撒辔，时脚蹑革秋，时身离蹬，以为势将坠矣、
而盘旋益熟，观者无不咋舌，而神色恬然自若也……。
此文章写于明代，记述了杂技节目《马戏》表演的情形，说明吴桥杂技在明代的情况。
吴桥杂技兴起是一种民间的自然现象，其特征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①、杂技艺人数量多，如前面列举的情况，但除了1953年进行过的唯一的一次艺人登记之外，历史上并未见记载，虽然如此，1953年所登记的人数应该是经发展形成的，在吴桥几乎村村有“生意人”，一些较集中的村子，则几乎家家皆艺，野竹李村一百余户的村子，曾有六十副挑子（注3）、有三个有规模的杂技团。
②、节目种类较齐全，吴桥杂技在发展的过程中，艺人们习演和保存了各种节目，或以家为单元，或以团体为基础，将各类杂技节目进行繁衍流传，传统的“签子活”（以杂耍类为主的节目）、“粒子活”（小型魔术类节目）、“挂子活”（会武术类的表演节目）、“落活”（大型传统魔术）、“刀山架子”，空中节目、马术、驯兽、口技类、彩扎类、乔装类（如舞狮、二鬼摔跤）等等。许多的节目是吴桥艺人在演艺过程中研究发展的，也有一些节目是跟人学习后带回吴桥，并在当地流传。如“车技”、“空中飞人”等。
③、节目技艺水平高，吴桥杂技得以生存，一方面是它的做艺和流传方式，这个问题将在后面叙述，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杂技本身的生存能力了，吴桥杂技艺人为了其表演的节目能有市场，非常注重节目的提高，这与从艺人员多有直接关系。一些有天赋的艺人总能将表演水平逐步提高，其他艺人纷纷仿效，水涨船高，使得吴桥艺人的表演受欢迎，在各杂技团体中也占有一定地位，许多的艺人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也努力学习，用心钻研，以提高技艺。
④、黄镇九月会的产生推动吴桥杂技的繁盛。黄镇九月杂技庙会的产生，依赖于吴桥杂技的兴起。区域内杂技兴起产生了一种市场的需求，促使庙会形成。反过来，庙会的形成也促使了杂技的发展和传播。
（三）运河沿岸经济文化发展与吴桥杂技的关系
运河沧州段，史称“南运河”，在这一河段有两个文化成果与大运河有着密切关系，一是沧州武术，二是吴桥杂技。沧州武术是因漕运的发达，并因“保镖业”的发达而产生和发展。因不是本书所述内容，在此略。本书仅就吴桥杂技与大运河的关系作一些论述。
吴桥杂技的兴盛与发展与运河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吴桥杂技艺人以运河流域为主要活动区域上。特别是在明清以来，由于运河漕运的发达，带动了沿河流域的经济地发展。加剧了沿河人口的增加，以及码头、村镇的兴起，给吴桥艺人的杂技活动提供了优越的场所。吴桥杂技在这成长发育。
吴桥艺人中有一首“锣歌”可以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
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
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
南北二京都不收，条（音）河两岸度春秋。
……
“条河”就是民间对运河的称谓，沿运河都这样称谓，如在青县有“河东看房，河西看粮，条河两岸看衣裳”的民谣。“锣歌”是吴桥艺人随着技艺传承，口口相传，用于表演时使用的口语艺术，边敲锣边说，以吸引观众，所以称“锣歌”。也就是说，吴桥杂技艺人的主要活动地是南京和北京运河两端区域和运河两岸。在我们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中，占吴桥艺人中的大部分其出行方式是徒步行走，他们或父子，或师徒，或一家大小，肩挑手推着简单的道具，走出庄稼地，就完成了从一个农民到江湖艺人的身份的转变。同样有一首杂技“锣歌”是这样唱的：
不掏本儿，不误事儿，
自制几件家把什儿。
农闲走出庄稼地儿，
走南闯北耍把戏儿。
……
有一个艺人名叫程连岐，他叙述他的一次出行时说：“我领着两个大孩子出门，小儿子才五岁，见他的两个哥哥走了，以为是什么好事也要跟着去，去就去，在村口让人给孩子的娘捎个话，说小的也带出去了。那时是热天，小儿子光着屁股，走到连镇，撂了场，挣了钱，给小儿子买了一个小裤头，再到下一个码头是泊镇，又撂了一场，挣了点钱给孩子买得小褂……”
像程连岐这样出行的方式在吴桥艺人中是很普遍的，他们出门是不带盘缠的。有一首锣歌所言：
宁吴二县，
鸡毛变蛋，
走京串卫不带盘缠。
杂技是视觉艺术，是以人为载体流动的艺术商品。它以经济发达和人口密集地区为主要活动区域，也正是运河流经区域为杂技活动提供了良好条件，吴桥杂技艺人在国内地主要活动区域是沿运河两岸，也就顺理之事了。分析明、清和民国时期，在从吴桥出行之后，北上有较大的码头连镇、东光，继尔是泊头、沧州、天津……。南下是鲁北重镇德州、济南……。这此地方无一例外的都是沿运河城镇。反过来，离开运河沿线，从吴桥东去，除临县宁津外，再无大镇。且多是退海的盐碱地区域。西去是现在的衡水市区域，历史上多是低涝之地，要行数百里后才有石家庄、保定、邯郸……。且多为陆路，地广人稀，这对于单个或小群体的吴桥艺人来说，绝不是一条首选之路。
这就说明，如果不是沿运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吴桥杂技这种形式的民间技艺，是很难生存，很难吸引更多的人走上这条道路。
从文化学的角度说，这些杂技活动证明了运河文化与经济活动及与吴桥杂技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也说明了杂技这种需要在一定范围活动的文化形式在运河流域得以发展依存关系。
运河城市经济带城市的发展与吴桥杂技。运河流域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如北京、天津，济南、南京等大城市的发展，给吴桥杂技艺人的发展和生存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运河流域的大城市中都出现了著名的艺人活动聚集区。如北京的天桥，南京的夫子庙，天津的“三不管”，以及镇江的“鲶鱼套”等杂技集散地，江湖艺人称之为“杂八地”。“杂八地”聚集着民间各行商贩，和民间艺人，而在这些“杂八地”，打把式卖艺的杂技艺人几乎都是以吴桥人为主。是吴桥杂技艺人活动的最活跃的地点。以北京天桥为例，据曾被封为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的“狗熊程”后代程幼林所述：狗熊程是定居在天桥打把式卖艺的吴桥人。狗熊程，也被人称“程傻子”。程家人五代耍熊，在杂技界享有盛名。清末时期，程家沿运河北上来到北京。最初是在北京的东岳庙，这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庙。这庙在北京城外头，赶庙会、烧香的人很多，打把式卖艺的人也很多，留住艺人，也就能吸引更多的商贩游人来逛庙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北京第一个“杂八地”是如今的东安市场，当时东安市场初建，为吸引招徕客商，对艺人给予较好的接待，不收场租。而所来的艺人也是以杂技艺人为主。其它的有一些唱大鼓书之类的，许多的艺术形式由于受场地和表演形式所限，并不是“杂八地”里的主角。后来北京又在西单的地方建了一个市场，里面也设了“杂八地”，同样为了吸引顾客，请艺人到西单，不但场地不收租金，还免费提供开水，桌子也不收租金。慢慢的，西单市场搞活了，顾客来得多了，市场就开始要钱了，开始是收入的二八分，后来是三七分。程家人在西单和东安两地来回活动约五六年的时光。
当时的北京天桥市场重建时，是个背地，一个大空场，一片苇子地，为了吸引顾客，各处请艺人，也邀请了程家人，最初也不要钱，管水、管住。天桥那儿地方大，人也多，越发展越大。因此，“狗熊程”一家就在天桥扎下来了。
程家的驯熊节目新鲜，狗熊能表演耍钢叉、翻跟头、直立行走、与人摔跤等节目，人们看了叫奇，在天桥，因为是个杂八地，各色人物混杂，人们称名道姓愿把其特点呼出，好记好懂，便给程傻子起了个“狗熊程”的名字。“狗熊程”技艺怪绝，被称为天桥八大怪之一。
像程家这样依托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南京“夫子庙”等杂八地成长发展起来的吴桥杂技艺人数不尽数，他们大多是在这些地方闯出名堂，进而再到别处发展，进一步扩大活动区域，或从天津、北京进一步北上经俄罗斯到欧洲国家，到朝鲜、日本。或南下由上海、香港等地到东南亚国家。比如被称为“世界近代马戏之父”的吴桥人孙福有，就是经过这样一条路径去欧洲，下南洋，创下了中国杂技史上最辉煌业绩。大批的吴桥艺人从运河流域走出去，分布在全国，全世界。当年曾有“没有吴桥不成班”（意指所有的杂技班团都有吴桥人）之说，可以说，没有在这些杂八地的成功，就相当于没有一个闯荡天下的名片，很难被行内接受，也就没有进一步发展。是这些地域的发展给吴桥杂技带来发展的机遇。反过来，杂技的兴盛也促进了这些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杂技与这些城市的经济、市场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新兴的城市市场需要杂技活动的参与。杂技活动需要这些市场所提供的生存土壤，以发展自己。